路徑模型(The Pathways Model) – 問題/病態賭徒的分類

Blaszczynski和Nower根據其多年對問題/病態賭徒的研究,於2002年就問題/病態賭徒的特質提出了一個概念理論模型 – 路徑模型 (the pathways model) 。路徑模型綜合了生物學、人格學、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認知學、學習理論以及問題/病態賭博的生態決定因素,是一個可被經驗測試的模式,在這模型下,問題/病態賭徒可分為三個獨特的類別,即 (一)行為習慣化的問題賭徒 (behaviourally conditioned problem gamblers),(二)情緒脆弱的問題賭徒 (emotionally vulnerable problem gamblers),以及(三)反社會及衝動的問題賭徒 (antisocial impulsivist problem gamblers)。

 

以上三者都受到生態變數、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以及認知過程的影響。 

途徑1賭徒: 行為習慣化的問題/病態賭徒這類賭徒在發展出 “病態賭博” 狀態之前没有心理障礙的徵象,他們不能自控的賭博僅僅是由於制約學習 (conditioning) 以及對獲勝概率的扭曲認知。他們的“病態賭博”是一種暫時的狀態,波動於沉重賭博和過度賭博之間,而這種狀況也可能自發地或在少量的介入下就得以緩解。途徑1賭徒可能在介入後能持續地有克制的去賭博。

途徑2賭徒: 情緒脆弱的問題/病態賭徒這類賭徒的特點是有負面的家庭和個人歷史,其應對能力及解難能力較差,情感不太穩定 (這是由於賭博習慣形成前已存在的生理和社會心理方面的缺失,以及後來的賭博所引起)。這類賭徒希望透過賭博,讓他們達至離解,從而逃避情緒,又或者旨在調節其負面情緒或其過高/過低的生理激發狀態(physiological states of arousal)。

 途徑3賭徒: 反社會及衝動的問題/病態賭徒這類賭徒存在一些生理弱點,令他們傾向容易衝動,“病態賭博”早發,專注力不足,呈現反社會跡象以及對治療的反應較差。相關生理弱點是源於神經系統結構及功能的失調以及神經遞質系統的失調。途徑3賭徒一般會作出其他不良的行為,包括濫藥、作出刑事罪行以及衝擊社會安寧。

路徑模型是一個從研究數據及臨床觀察整合而成的概念框架,這模型或許有助治療師識別不同類别的賭徒,從而作出相應的管理策略和治療介入。

Chan & Ohtsuka (2011) 曾經在香港就 Blaszczynski & Nower (2002) 提出的路徑模型進行經驗測試 (透過與在港的17個華裔問題賭徒尋助個案面談: 15男,2女,年齢由22至58歲) ,結果顯示該17個受訪者明顯可被識別為路徑模型中三類路徑的問題/病態賭徒,Chan & Ohtsuka (2011) 的研究結果為Blaszczynski & Nower (2002) 路徑模型對於識別香港華裔問題賭徒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定支持。

 

References:

Blaszczynski, A., & Nower, L. (2002). A pathways model of 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Addiction97: 487–499.

https://www.uv.es/~choliz/ModeloJuego.pdf

Chan, C. C., & Ohtsuka, K. (2011). Pathways to development of problem gambling among Chinese gamblers in Hong Kong: Validation of the Blaszczynski and Nower (2002) Model. Asian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and Public Health2: 17–28.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BF03342122.pdf

 

 

(additional extracts below)

流行的病態賭博模式包括以下幾種:成癮(Jacobs 1986; Blume 1987),心理動力學(Bergler 1958; Rosenthal 1992; Wildman 1997),心理生物學(Blaszczynski等1986; Carlton&Goldstein 1987; Lesieur&Rosenthal 1991; Rugle 1993; Comings等1996) (Anderson&Brown 1984; McConaghy等1983),認知(Sharpe&Tarrier 1993; Ladouceur&Walker 1996)和社會學(Rosecrance 1985; Ocean&Smith 1993)。

這些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許多共同點。

直到最近,似乎沒有多少考慮將性別和年齡指向病態賭徒之間是否存在組內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樣本被認為是同類的。

然而,趨同的研究線索指出支持存在不同病態賭徒亞組的人群之間的差異(Rugle&Melamed 1993; Steel&Blaszczynski 1996; Gonzalez-Ibanez,Jimenez&Aymami 1999)。

假設病態賭徒形成一個同質群體的單一領域模型可能已經不足以面對那些推斷賭博是一個異質和多維紊亂的數據,這是遺傳,生物,心理和環境因素複雜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

簡單地把賭博當成一種上癮,或作為一種強迫或衝動控制的障礙,在範圍上太過於局限。

有必要確定臨床上不同的顯示常見,明顯的主要症狀的賭徒群體,但同時,與病因相關的關鍵變量顯著不同,並確定管理和預後的方法:病前精神病理學,童年病史和神經生物學成熟。

 

從臨床角度來看,每條途徑對管理策略和治療干預的選擇都有不同的含義。

如果生物相關因素影響這類衝動賭徒的病症,臨床醫生必須認識到需要注意與註意力和組織缺陷,情緒不穩定,壓力不容忍,解決問題和應對技能有關的問題。鑑於衝動型賭徒傾向於不協調,不可靠和不耐煩,所以需要強調治療依從性和減員的問題。這些賭徒可能需要密集的認知行為乾預,目的是長期控制衝動控制。

相比之下,這個群體的治療需求與抑鬱或焦慮的賭徒通過重複的電子遊戲機遊戲(Anderson&Brown,1984)的關聯而尋求情感上的安慰有很大不同。神經遞質或遺傳缺陷(Comings等,1996)可能導致抑鬱症或焦慮症,這是由經歷的創傷或損失引起的(Taber,McCormick&Ramirez,1987),或者是對當前的壓力源有反應。旨在提高應對技巧,處理壓力相關問題的心理治療策略,以及提供非判斷性支持都與這些案例有關。途徑2和3的賭徒可能需要藥物來平衡他們的神經化學;然而,情緒脆弱的賭徒的病症的發作,其嚴重性,過程和預後與衝動性賭徒的不同。因此,了解定義賭徒子群的本質差異對於規定所需的必要和適當的干預形式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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