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或小組都只是「Dry Talk」，得個講字？

有不少求助者都曾經提出過以下的問題，病態賭徒是否有葯可治？ (現在以葯物治療病態賭博只在很初步的研究階段，我將會在另一篇文章試作介紹) 。 但來到所謂病態/問題賭博治療中心，所接受的「治療」，無論是個別輔導或小組治療，似乎都只是「Dry Talk」，得個講字，如像沒有什麼實質，也分不出我們的「Dry Talk」與家人，媽媽，太太或朋友的勸導有什麼分別？ 這也怪不了你，因為坊間對「輔導」這字眼實在用得太濫，以至到大型電器舖也會得到影音「輔導」呢! 「輔導」這兩人字實在用得濫。

要知道Counselling(翻譯成「輔導」)其實是指心理輔導，在林孟平教授的著作(輔導與心理治療) 指出心理輔導與心理治療其定是相同的作業(P.12) 是一門專業的治療工作，作業員受過一定的專業訓練，在本地及先進國家的大學都是提供本科(學士) 學位，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的訓練，而受訓練所提供的是非葯物性的心理治療，我們稱為 “Talking Care” 言說或說話治療。

在一個語言治療師(或心理輔導員) 與當事人的單獨相處中，其實在無形的空氣中有很多看不見的事情在發生。 每次的心理輔導，都是以協商改變 “Negotiation for Change” 為目的，然而，改變是怎樣協商或「發生」卻是大有文章的，此文嘗試揭示一下這協商改變的複雜性，讓大家可對輔導的過程多一分了解。

在心理輔導(以後簡稱輔導) 中，作為一個輔導員或治療師，我們被要求去「治療」一個當事人的情感問題或「情緒病」，但與一般西醫或精神科醫生不同，我們不會開出葯物，我們只會 “Talking care” 。 用另一角度講，我們的「葯物」就是”Talking care” 談話，故稱為“Talking care” – – 談話治療。

但人與人每天每時都在談話，究竟，我們作為輔導員談話的「魔法」在那裡呢？ 為什麼我們的談話有「魔法」可以帶來治療呢？ 也許這樣發問，每天坊間發生的談話在本質上與輔導中的談話是否有分別呢？ 是怎樣分別？ 是否真的有分別？

我們說，一個輔導性的談話(Counselling Talk) ，背後是有一個「治療性目的」(Therapeutic goal) 但對於一個非輔導員，當他嘗試在情感上幫助他的朋友，在他的談話中不是也有一個「治療性目的」？ 所以，此問題並非表面看來的簡單。

究竟，這個「談話治療」(Talking Care) 的魔法在那裡呢？ 「治療」是怎樣發生的呢？ 這個發生的媒界在那裡？ 以下我會與大家以多角度發問，探索這個所謂”Talking Care” 的本質，其間亦會一併引介一些主要的心理輔導理論以豐富此探索的過程。 (請原諒這篇文章可能有一點難懂，但如寫得太顯淺，可能就沒有什麼「看頭」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Subjective Reality”(主觀現實) 這個在心理輔導中的重要概念(按: 指每個人對他身邊所發生的事情都有很主觀的看法，不一定與其他人相同，而往往是十分之不同，而不同的主觀看法直接影响你對此處境之感受，所以，主觀的看法改變，感受與行動亦會隨之改變，例如，你可能很喜歡餵飼麻雀，但有一天，你聽到麻雀鳥會是致命禽流感H5N1的帶菌者，你就會開始害怕麻雀了。

後現代觀點(Postmodernist) 認為人類都存活語言的世界(或空間) 就好像魚存活在水的空間中，我們都容易忘記了這個語言的空間怎樣影响我們。(White, M 1995) 。 當魚缸裡的魚生了病，我們都會把葯放入水中。 同樣，當人情感生了病，葯也可以放進語言之中。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世上是沒有「純淨的真相」(Pure Reality) 的。 都是給語言所污染(Corrupted) 的(White, M. 1995) ，(因為人都活在語言的世界) 在輔導工作中，幫助當事人重新創造或重塑(re-create) 他的處境現實(Reality, Interpretation of Situation) 或他的生命處境及面對問題，其實，就是輔導或心理治療的本質(White M and Epston, D. 1990) 。

從以上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一起檢視不同的輔導及心理治療理論的假設，世界觀，人性觀，治療性目的，語言及治療技巧和它們在改變當事人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的過程。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誰的說話產生「治療」的呢？ 輔導員？當事人？兩個一起？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是輔導員的說話(Talking) 治療了當事人的問題，但是實並非這樣。 絕大多數的心理治療理論強調 “Active Listening”(主動性的聆聽) ，建立”Therapeutic Relationship”(治療性的關係) 和 “Rapport”(共鳴共掁或同理心感受) 以鼓勵當事人說話對治療更為重要呢？

我嘗試把問題推到一個極端。 假如輔導員不曾出現，當事人只說話給自己聽或對着空氣，可否帶來治療呢？ 是的，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以信仰基督的或其他宗教的人士為例，當他們有情緒困擾，他們禱告他們把問題吐出來(以上帝，神甫，或空氣作為對象) ，在一段傾吐之後他們或感到寧靜，安慰，舒解，啟發，對生命或處境有新的傳釋，似乎，是當事人自己的談話誘發了治療。

從另一個角度看，Person Centered Therapist(當事人中心治療法) 相信當事人(只有當事人) 自己擁有完備的內在資源去治療及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甚至是情感創傷，當事人只需身處於一個”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具療治性的關係」當中，使他們能把自己的問題呈現出來，治療就會發生。 可以這樣說，當事人心中治療師的治療手段就是讓他的當事人放心說話(Rogers C & Wood, J 1974)

另外，Narvative Therapist 敍事治療師協助當事人重述他的人生故事。(由一個原本以串連不幸事件為主的人生故事，改述為一個以串連美好事件為主的人生故事，即稱為一個新的敍事) 。 透過這個重述的人生故事(一個新的主觀現實) 當事人得以對他的問題或困難處境有新的亮光或視野，而這個改變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就是治療的本質或治療的開始。(White, M and Epston, 1990) 。

在CBT(Cognitive Behavioval Therapy) 認知行為治療中，輔導員挑戰當事人的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 而逼使當事人為其非理性信念作出辯護(逼使當事人說話) 。 透過當事人的辯護(注定失敗的辯護) 過程，當事人漸漸明瞭他問題的起因就是他所持有的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 。 一個新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出現。 而這個新的感悟開啟了治療或改變的可能性。(DeRubeis, R.J., & Beck, A.T. 1988) 。 所以究竟是誰的說話重要呢？ 輔導員還是當事人呢？

好，讓我們再深入一點看這個問題，我們分析這個語言或論述(Discourse) 或這個由輔導員與當事人共同創造的新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 誰擔當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改變角色呢？ 這又似乎是一個樸塑迷離的情況。

在這個輔導談話(Counselling Talk) 的過程中，當事人不自覺地選擇並創作一個他的主觀現實(關於他的自我及他的主觀處境) ，這是他希望輔導員以這個傳釋去認識他的人格，處境及問題。 同時，輔導員透過 “Active Listening”主動聆聽，試圖改變當事人對其處境的主觀了解及當事人對自我的觀感。 深入一點觀察，這個改變其實是一個流動的過程，是一個「改變中」Changing，藉着打開當事人生命的某一部份，一個”Subjective Reality” 主觀現實升起。(其實是兩個主觀現實，一個屬於當事人，一個屬於輔導員對此處的傳釋) 。 在輔導過程中，輔導員發出一個問題或一個表情”Active Listening” ，當事人作出回應。 主觀現實在改變(其實是兩個主觀現實同時在改變) 。 這個發生中的過程稍為”Hermeneutic Cycle” 傳釋學的或解釋學的循環。

輔導的過程本來就是當事人與輔導員中的傳釋學的循環(Hermeneutic Cycle) 。 這個輔導面談的目的或期望，就是產生一個新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 整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場”Negotiation of Subjective Reality” 主觀現實的談判或協商。 就因為它的談判或協商性本質，結果必定不是單方面決定的。(如果是單方面決定，這不叫「輔導」，只能稍作教導) ，這個對主觀現實的談判或協商，就是輔導的過程。 但我們又要問，一個朋友嘗試開解一個朋友，他們不也是在協商一個主觀現實嗎？ 如果是的話，專業輔導與日常的朋友問協助性的談話又有什麼分別呢？ 是否吧是輔導技巧”Micro Skills” 或談話效果的不同呢？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都經常遇到不同的情感或生活難題，我們要麼就與勝過這些問題，要麼就與它們共存。 輔導專業在人類歷史中只出現得很晚。 是否今天我們能以科學的方法去解釋及評估成效而促使輔導成為一大學學術科目或專業？ 又或是否我們更樂意接受輔導是一門藝術或技術？

接上前面的問題，我們說當事人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 是一個可以不斷改變的命題，那麼，若當事人離開了輔導室之後呢？ 當事人仍然不斷與自己對話而改變亦不斷地進行。 又當事人遇上他生活空間的其他人物呢？ 他的生命中重要人物呢(Significant Others)? 所有這此相遇與對話都會改變他的主觀現實。 這個”Hermeneutic Cycle” 傳釋學的循環不斷進行，離能估計出最終結果呢？ 又或者說，會不有一個所謂「最終結果」呢？
讓我們轉向另一個發問方向，我們常常提到「冶療」(Cure) ，其實治療是指什麼呢？ 疾病的治療？ 情感的治療？ 可以達到什麼深度？ 精神病的個案？(現實治療派Reality Therapist William Glasser認為事實上並不存在所謂「精神病」，這些個案其實只反影了當事人在逃避現實的責任或用錯了應付的方法(Way of Coping) (Glasser, W. 1961) 。

那麼，我們怎樣看”Psychosomatic Cases” 心因性疾病呢？(按: 心因性疾病是指在醫學界所承認病人真的 出現病徵但沒有物理性的病因，而病只能是情緒或心理性的，例如，壓力與胃痛) 。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Viktor Frankl (意義治療學Existentialist – Logo Theropy) 認為他的治療方法可以治療心因性疾病以及直接影响病人的身體健康及疾病的免疫及痊瘉。 他是透過他本人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集中營中長期的觀察而歸納出他的意義治療學(Logo Theropy) 。 他發現營友中誰會生病或死亡，誰會在這些極端艱苦的環境中保持健康及存活是直接與他是不擁有生存下去的意義相關連的。(Frenkl, V. 1969)

那麼，身體的疾病及免疫力，壓力及身體從手術或疾病中復原的速度呢？ 如果我們接受臨床催眠治療(Clinical Hyprotherapy) 為談話治療(Talking Cure) 的一種的話，我們得承認臨床催眠事實上可以治療不少具體的身體情況/疾病。 (臨床催眠治療在不少先進國家已成為診所與醫院認可的麻醉方案，尤其在牙科手術上常用。 這又帶我們回到之前討論醫葯治療與談話治療的文章起始點了。

我們又轉向問題的另一方向 : 我們問，「冶療」是否等同於「改變」呢？ 如何是的話，「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呢？ 是否透過協商的主觀現實呢”Negotiation of Subjective Reality” 呢？ 又或者如CBT認知行為治療師所認為，情感的改變是由思想認知及行為的改變所誘發的呢(即經驗的改變) ？ 是否可能直接改變感受而不需改變思想與行為呢？ CBT認知行為治療認為我們是無法不透過改變思想信念及行為而改變感受的(Ellis, A. 1967) 。 Person Centered Throry 當事人中心，治療師認為他們只着眼於感受的改變，但如果我們客觀地觀察，PCT幫助當事人說出他過去的感受經驗而把感受的回憶釋放同事其問題產生新的洞察力。(Rogers, C., & Wood, J. 1974) 。 這個新的洞察力(Insight) 如果不屬於理性(Rational) 的改變，又是什麼呢？

Narrative Therapy 敍事治療師幫助當事人客觀地把問題與自我分離，透過對問題的移人化(Personification) 當事人與問題產生對話的距離，從而產生洞察力(Insight) 與解決方案(White, M & Epston, D 1990) 。 如果當事人感受的轉變不是因他新的洞察力及距離，那又是什麼呢？

從另一極端來看，Behavioval Modification在行為治療法中，我們甚至用照顧及了解當事人的情感，思想和信念(這些都屬於黑箱作業的部份”Black Box”)。 我們只掌控”Stimulus”(刺激) ，”Response”(反應) 和Conditioning 條件作用，我們便可以帶來「改變」與「治療」(Lazarus, A.A. 1971) 。

向這方向再深入的探問，我閃可以考慮一個更麻煩的問題。 假如「治療」Cure代表「改變」Change(改變當事人對自身或他的問題處境的主觀現實)

作者：李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