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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求助人士中病態賭博與精神病合併症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之間的關係

香港求助人士中病態賭博與精神病合併症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之間的關係

問題賭博非常複雜,其中不少問題賭博人士同時會有其他心理健康問題。鑑於華人社區之中賭博與精神病合併症的研究非常有限,Shek, Chan & Wong進行了一項研究 (於2012年發表),其目的為(a)確定尋求治療的病態賭博人士中患有精神病合併症的流行率; (b)比較患有和沒有患有精神病合併症的病態賭博人士的人口統計特徵和臨床特徵; (c)探討病態賭博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關聯及兩者的時間關係。在該項硏究中,201名參與者為尋求戒賭輔導的人士,硏究小組根據美國精神病協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的診斷標準 (DSM-IV) Axis-I為該批參與者作出診斷,診斷範圍包括各種情緒病、精神分裂症、物質使用障礙,焦慮症和調節障礙。結果顯示,128名 (63.7%) 參與者曾患有精神病合併症, 其中90名 (44.8%) 參與者在該硏究評估時被診斷患有至少一種精神病合併症。其中最常見的精神病合併症是情緒病、調節障礙和物質使用障礙。與沒有精神病合併症的病態賭博人士一組相比,患有精神病合併症的病態賭博人士的精神病病情、社會心理功能障礙和賭博問題更為顯著嚴重。

Associ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gambling and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mong help-seeking populations in Hong Kong

Problem gambling is complex and often comorbid with othe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Unfortunately, gambling studies on comorbi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extremely limited. Hence, Shek, Chan & Wong conducted a study in Hong Kong (findings published in 2012) wit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a)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comorbi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treatment-seeking pathological gamblers; (b) compare the demographic profiles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hological gamblers with and without comorbid psychiatric disorders; (c)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gambling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their temporal relationship. Participants (𝑁 = 2 0 1) who sought gambling counseling were examined by making Axis-I diagnoses including mood disorders,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xiety disorders, and adjustment disorder. Results showed that 63.7% of participants (𝑁 = 128) had comorbi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ir lifetime, whereas 44.8% of participants (𝑁 = 90) had at least one comorbid psychiatric disorder at the time of evaluation. The most common comorbid psychiatric mental disorders were mood disorders, adjustment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Pathological gambler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evere in psychopathology,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mpairment, and gambling problems than those without the disorders. (Extract from the abstract of Shek, Chan & Wong (2012))

Reference
Shek, D. T. L., Chan, E. M. L., & Wong, R. H. Y. (2012). Associ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gambling and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mong help-seeking populations in Hong Kong.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Article ID 571434, 15 pages. doi:10.1100/2012/571434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tswj/2012/571434/

「不賭思議」座談會花絮

「不賭思議」座談會已於2018年3月11日(日)上午11時半至5時假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堂舉行。當日每場共有過百位師生及公眾人士參與出席,剖析「家屬提供借貸」以及「全面禁賭」兩大議題。

本中心特別邀請攝製隊為是次座談會拍攝精華花絮及完整記錄,讓未能親身出席的人士,可透過記錄重溫座談會內容。

第一場座談會於上午11時至下午1時舉行,出席嘉賓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及前香港大學演辯學會顧問何偉幟博士(左一)、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及指非指出版社創辦人符瑋博士(左二)、iDebate創辦人張嘉達先生(左三)以及資深傳媒人及「辯論學」教育工作者黃潔慧小姐(右一)。

第一場座談會議題以「家屬應否對正接受輔導的賭博失調者提供財務協助?」為重點,黃潔慧小姐指出此辯題最重要的字眼「親情」。親情是一種永遠的連繫,若因為親情而借錢予賭徒,家屬是否要無止境地不斷付出,那到底要借到何時。但又看回去,原來親人只是想要借50元,因為欠債後連吃飯坐車的錢都無,作為家屬,不借也太不近人情,於是討論正式開始。

符瑋博士的討論點在於「正接受輔導的賭博失調者」,於是從輔導員角度出發,提出業界有「不離不棄不借」的原則,視借錢為正向回饋,是一種變相鼓勵,讓賭徒繼續去賭。因此若家屬一直違背和輔導員的協議,就算是每日的幾塊錢,也會相對讓戒賭的歷程變得更加困難。於是在他的個人立場,他不會借錢,但會以購買飯盒等方式幫助對方的生活基本需要。

 

戒賭非一朝一夕,張嘉達先生提到經典的 Skinner box 實驗,指出其實無論懲罰與獎勵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若以減弱行為目標,其實也可把借錢當作是一種鼓勵,而且非直接由不及格變 A Grade 才願意獎勵,因為他正向著好的方向開始,開始願意接受輔導,就如由 E 升到 D Grade 一樣,也可以表達一些讚賞,不妨一借。

黃潔慧小姐繼續分享認為可以一借的論據,例如八達通與食飯錢的數目是多少呢,也是能與賭徒和輔導員協議的。若果把連生活基本所需的供給也全斷,你希望對方絕處逢生,但人性又是否如此光輝呢?他不能跟家人借,就自會問其他人借,甚至是再向「財仔」借,一借又當然不會借一個小數目,最後反而有機會讓問題加深。因此當有不得不借的理由,似乎借予他,幫他計算好生活開支,會是更有效的方法。

何偉幟博士最後用「愛」來結束這個話題,所愛的親人遇上困難,不借又於心何忍?因此提醒學生「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各位理據在辯論當中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忘記情感和代入。

分享完題目的解讀方法,司儀邀請四位嘉賓抽籤正方或反方並即場示範對辯,學生上了寶貴的一課。

第二場座談會於下午3時至下午5時舉行,出席嘉賓包括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指非指出版社創辦人符瑋博士(左一)、iDebate創辦人張嘉達先生(左二)、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張介聰先生(左三)以及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黃子健博士(右一)。

下午的議題為「輔導賭博失調者的目標應以『有節制賭博』還是『全面不賭』為主?」,張介聰先生認為先要了解何謂「賭博失調」。這是一種心癮,除了毒癮禍害太深必需全禁之外,其實手機、購物…身邊周圍的樣樣東西皆可成癮,連政府也只是提醒大家以上行為應有節制。原因是人權,戒賭後賭博失調者理應回復正常生活,作為正常人,正常賭博行為是可以接受的,若全面不賭,反而成為壓力、一種標籤,仿佛時刻強調自己曾是賭徒,所以不敢再賭。

符瑋博士則傾向「全面不賭」,因為當一個人一旦證實對某事物成癮之後,會對這件事物變得更加敏感,即使日後已戒,也會一接觸便容易再成癮。

黃子健博士認同符瑋博士的看法,其實賭徒到接受治療的時候,其獨立生活能力、工作到社交都已經受到嚴重影響,一旦再接觸賭博其實會易想起舊日發生的不愉快,所以可免則免。

 

符瑋博士認為處理此辯題時,要為立論加入前設,為主到底是「手段」,還是「最終目標」,例如以美沙酮戒毒,是否一世都要停留在「美沙酮」這個「最終目標」?先有節制賭博,繼而終生不賭,會否是更理想的目標?之後其他來賓反駁,全面不賭會否反而不能得悉當時人重新接觸賭博後的情緒與反應,因而不能判斷當時人是否已回復正常水平。符瑋博士回應指,根據過往數字,其實賭徒在戒賭後翻賭機會相當高,因此有節制賭博不會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只要當時人願意,在他稍有理智的情況下,都會儘量爭取不讓他賭。

張介聰先生則反駁,一世不賭的目標會否太長遠,讓求助者感到太難而卻步,最終放棄接受輔導。短期目標如一星期、一個月,先給予一些簡單目標,再慢慢延伸,此期間不提希望他永遠不賭,會否更有效用。

符瑋博士認為這反而會讓界線模糊,仿佛讓道德底線可以調整。他舉例如「有節制玩電腦遊戲」,媽媽讓小朋友洗碗後可以玩一小時遊戲,若媽媽提出「幫手洗兩隻碗再玩」而非「洗完所有碗再玩」,結果小朋友真的只洗兩隻碗,那媽媽會否覺得既然都洗了,為何只洗兩隻而不洗完全部?小朋友又會覺得你既然說洗兩隻碗,又為何罵我不洗全部?來到打機一小時的部分,夠鐘了媽媽要求關機,小朋友又覺得差少許就完結這部分可以儲存,為何不讓我打完?媽媽又認為說好一小時就一小時,為何又超時?所以不如定好界線。

黃子健博士繼續從賭博失調者的生活角度出發,若是以改變環境和生活習慣為目標,有節制賭博會讓他仍有想像空間,讓他每日心思思看馬經和賭博分析,甚至去賭場看人賭。完全不賭就不會有幻想的空間,讓他立定心去戒賭,改掉以前的生活行為。

張嘉達先生為這次討論作了一個有意思的總結,原來許多賭博議題表面看似沒有爭議空間,但其實有可能是我們用了正常人的角度去思考,忽略了這班賭博失調者原來在生活、工作、社交甚至家庭都早已出現了嚴重問題。當我們再從他們、或者他們的家屬、心理學、政府政策甚至目前社會風氣等不同角度去思考,以上討論都有許多剖析面,不同立場的思考點也極具爭議。

致送紀念狀與嘉賓合照留念。

  

  

路徑模型(The Pathways Model) – 賭博失調者的分類

Blaszczynski和Nower根據其多年對賭博失調者的研究,於2002年就賭博失調者的特質提出了一個概念理論模型 – 路徑模型 (the pathways model) 。路徑模型綜合了生物學、人格學、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認知學、學習理論以及賭博失調者的生態決定因素,是一個可被經驗測試的模式,在這模型下,賭博失調者可分為三個獨特的類別,即 (一)行為習慣化的賭博失調者(behaviourally conditioned problem gamblers),(二)情緒脆弱的賭博失調者 (emotionally vulnerable problem gamblers),以及(三)反社會及衝動的賭博失調者(antisocial impulsivist problem gamblers)。

 

以上三者都受到生態變數、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以及認知過程的影響。 

途徑1賭徒: 行為習慣化的賭博失調者這類賭徒在發展出 “賭博失調” 狀態之前没有心理障礙的徵象,他們不能自控的賭博僅僅是由於制約學習 (conditioning) 以及對獲勝概率的扭曲認知。他們的“病態賭博”是一種暫時的狀態,波動於沉重賭博和過度賭博之間,而這種狀況也可能自發地或在少量的介入下就得以緩解。途徑1賭徒可能在介入後能持續地有克制的去賭博。

途徑2賭徒: 情緒脆弱的賭博失調者這類賭徒的特點是有負面的家庭和個人歷史,其應對能力及解難能力較差,情感不太穩定 (這是由於賭博習慣形成前已存在的生理和社會心理方面的缺失,以及後來的賭博所引起)。這類賭徒希望透過賭博,讓他們達至離解,從而逃避情緒,又或者旨在調節其負面情緒或其過高/過低的生理激發狀態(physiological states of arousal)。

 途徑3賭徒: 反社會及衝動的賭博失調者這類賭徒存在一些生理弱點,令他們傾向容易衝動,“病態賭博”早發,專注力不足,呈現反社會跡象以及對治療的反應較差。相關生理弱點是源於神經系統結構及功能的失調以及神經遞質系統的失調。途徑3賭徒一般會作出其他不良的行為,包括濫藥、作出刑事罪行以及衝擊社會安寧。

路徑模型是一個從研究數據及臨床觀察整合而成的概念框架,這模型或許有助治療師識別不同類别的賭徒,從而作出相應的管理策略和治療介入。

Chan & Ohtsuka (2011) 曾經在香港就 Blaszczynski & Nower (2002) 提出的路徑模型進行經驗測試 (透過與在港的17個華裔問題賭徒尋助個案面談: 15男,2女,年齢由22至58歲) ,結果顯示該17個受訪者明顯可被識別為路徑模型中三類路徑的賭博失調者,Chan & Ohtsuka (2011) 的研究結果為Blaszczynski & Nower (2002) 路徑模型對於識別香港華裔賭博失調者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定支持。

 

References:

Blaszczynski, A., & Nower, L. (2002). A pathways model of 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Addiction97: 487–499.

https://www.uv.es/~choliz/ModeloJuego.pdf

Chan, C. C., & Ohtsuka, K. (2011). Pathways to development of problem gambling among Chinese gamblers in Hong Kong: Validation of the Blaszczynski and Nower (2002) Model. Asian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and Public Health2: 17–28.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BF03342122.pdf